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洪涛指出，“饭圈文化”是依托偶像艺人和粉丝经济形成的青年亚文化。然而，从现实来看，“饭圈”在娱乐工业和偶像经济尚未成熟的传媒生态中，已陷入难以自拔的五大怪圈。一是资本怪圈。娱乐资本的掌控者根据资本逐利的市场法则，不遗余力地通过锁定“饭圈”、套牢艺人、绑架舆论、吃定粉丝等，为偶像艺人争取各种商业资源，加速商业变现、快速回收成本。二是演艺怪圈。在“饭圈”，很多偶像艺人，心思根本不在艺术修为和作品打磨上，而是通过疯狂粉丝、充足流量、爆款话题和网络热度，沉迷于“饭圈”之中寻找存在感且日渐上瘾。三是传播怪圈。围绕偶像团体制造“饭圈”内部的，已成为媒介仪式或行为准则；刷分、打榜、热搜、锁场、控评、反黑、洗白、灭火一条龙服务，也已成为巩固圈层地盘、实现垂直营销的“神操作”。四是价值观怪圈。有的“顶流”艺人，水平不高、排场不小，本事不大、脾气不小，作品不多、绯闻不少，有的粉丝入戏太深，于是，不同偶像的粉丝之间形成敌对阵营，相互谩骂、党同伐异。五是审美怪圈。受到某些异域文化、二次元文化的影响，畸形审美把一些空有其表实则缺乏艺术天赋的选手推到前台，于是烟熏妆、阴柔风成为部分男艺人的标配，风格怪诞、音调怪异、吐字不清、似唱非唱成为某些偶像歌手的看家本领。思考如何让“饭圈”走出怪圈，要通过规范资本市场、敦促演艺人士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呼吁青年人理性追星等多方共同努力，规避“饭圈”消极影响，净化娱乐生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李云鹤表示，公共法律服务是政府公共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我们要深入理解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重大意义，不断提升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水平。要有效整合整合律师、公证、调解、仲裁、法律援助、司法鉴定等公共法律服务资源，推动完善相关体制机制，并提高公共法律服务资源的使用效率。要通过网站、APP、微信公众号、智能机器人、自助法律服务终端机等公共法律服务信息化应用，着力打通信息孤岛，并加强协同配合、统一技术标准。要统筹城乡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健全村（居）法律顾问制度，加强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城乡均衡发展。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指出，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政策效能，这对于下一步更好把握财政政策明确了工作方向。首先，财政政策在继续“积极”的导向下，要充分提升政策的效能。在2020年的“大疫之年”“大考之年”，我国积极财政政策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政策设计。今年以来，财政政策在保持必要的积极特征且体现连续性的同时，已审时度势作出了政策动态优化的安排，如把控赤字率水平，以呼应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取向。其次，财政政策需要特别关注对基层运行状态的支撑。我国基层“三保”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而“三保”底线的兜牢，首先需要匹配财政资金的有力支持。比如，2020年采取中央安排财政资金以贴息方式直达基层，调动商业性金融体系的资金力量，有力支持了小微企业“抗寒过冬”，今年继续保障基本社会保障等一系列民生事项的资金给付，也需要采取类似举措。第三，预算内安排的政府投资，既是助力“扩大内需”的重要调控手段，又是优化经济结构的重点政策事项。在明确提升效能和兜牢底线的要求之后，中央强调“合理把握预算内投资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进度”，并明确了任务“时间表”，鲜明地体现了政策效能的考评要求。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石涛认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联动南北，提高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水平是核心。推动南水北调中线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应围绕水处理好四个关系。一要确保水安全，处理好时间和空间关系。遵从水资源分布规律，建立“省—市—县区—乡镇”四级水资源存量动态数据管理中心，并利用先进技术，建立水质安全大数据监测预警机制。二要坚持节约用水，处理好开源和节流关系。探索建立“省—市—县—乡镇”四级节水行政管理体系，并建立南水北调中线流域节水财政联合基金、省级节水财政专项基金，构建节水财政金融保障机制。三要充分考虑承载力要求，处理好存量和增量关系。摸清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资源供需总量，降低输水风险，稳固水承载力，并加强对长江、汉江等流域汛期的监测研判，实施生态补水。四要保护水生态，处理好生态和经济关系。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区、库区发展生态旅游产业，在水计量精密仪器、水感知物联网技术、综合灌溉信息管理系统等领域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并开展水资源使用权确权登记，探索跨行政区域水权交易。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研究员闫坤，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汪川表示，为保持经济稳定恢复，并在恢复中达到更高水平均衡，把握时度效，精准实施财政、货币、就业等调控政策。第一，宏观调控需要保证政策“连续性”的同时提升其有效性。下半年，宏观调控方式需要提质增效，关注结构性问题。宏观调控的政策期限更应锚定中长期，中期内可以修改公布年度经济增长目标为公布两到三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在更长的周期内实现宏观调控目标。第二，财政政策要大力提质增效，保障重点领域支出。通过适度调整相关企业所得税税率和增值税税率，刺激企业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及生产能力，同时，还应健全支持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并加大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等“民生”领域支出。第三，增强货币政策灵活适度，注重防范经济金融风险。利用MLF、SLF、再贷款、再贴现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并促进信贷结构优化。第四，在疫情防控长期化的同时多举措稳就业促增收。落实好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空缺岗位主要招聘应届高校毕业生的政策，继续开展农民工就业服务专项活动。第五，补齐产业链短板，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加快工业基础产业链补短板，对于那些对未来投资具有战略意义的技术、处于供应链上游的技术或具有较高成熟度的技术，应该获得更大的政策支持和投资补贴，并加强服务业的技术创新，攻克产业发展的“卡脖子”环节，加强技术创新的可持续性。

　　科技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各界利益格局的调整，只有立足国家发展大局和科技发展规律，才能够保证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取得成功。

　　促进数字经济和革命老区乡村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既要推动影响革命老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又要加快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农业新基建建设。

　　为了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长期可持续性，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要由数量追赶转向质量发展转型。

　　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但不是只能有一种模式，所谓“民主对抗威权”不是当今世界的特点，更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普世价值”的内涵实际上已经被窄化为特定的西方价值。所以我们应该超越狭义的“普世价值”观念，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

　　做好国际传播，要做很多的研究，做到知己知彼，只有研究不断深入，拿出来确切的、有说服力的资料，才能增加我们对外传播中的论述能力和说服力。

　　拓展监督的深度和广度，搭建“互联网+监督”平台，将具有强大公信力、权威性的传统新闻媒体与更迅捷、更开放的新媒体相融合，充分发挥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的监督合力。

　　通过数字生产力的动力变革、绿色生产力的理念变革和蓝色经济的空间变革必将加速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实现和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进而推动新发展格局的加速实现。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是影响国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决定性因素，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变革具有重大影响。

　　坚持“以我为主”，多措并举建立和强化多元协同供应体系，增强持续稳定供应的能力；完善能源资源消费总量和强度的双向管控，全面实施能源资源节约战略，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要想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既要立足于中国大地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回答好中国之问；又要拓展世界眼光、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吸收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回答好世界之问。

　　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为传统产业带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及高水平供求动态平衡的加快实现提供了新思路。

　　所谓网络意识形态，是指多元主体在互联网空间映现社会关系而形成的认知系统，借助网络工具得以呈现于网络空间的观念的上层建筑，其形成、呈现和发展依然受制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在一定条件下对现实实践具有反作用。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更好发挥园区产业和资源优势，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国家安全体系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社会系统，构建国家安全体系是一件繁杂艰巨的系统工程，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构建现代化总体性国家安全体系任重道远，需要政学各界通力合作、坚持不懈、不断探索。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应以独立、自主、安全的高质量发展为指引，积极推动全面、开放、协同、包容、可持续的引领性创新。

　　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续写了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伟大辉煌，擘画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必将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当然是“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但是人口规模巨大这一典型特征也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带来优势，充分认识并利用人口规模巨大的优势，可以缓解艰巨性和复杂性。

　　伟大斗争锻造了中国坚忍不拔的意志、无私无畏的勇气、不怕牺牲的精神、百折不挠的品质，这是百年大党的成功之道和青春密码，是我们赢得胜利和继续胜利的不竭力量源泉。

　　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发展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导向，这样就能很好地衔接起“共同”和“富裕”的关系。

　　只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进行一些政策上的重大调整，使得我们的整个发展模式、增长机制和分配机制更加有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才能最终实现真正的共同富裕目标。